阿娟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大四女生，生活在一个三代人的家庭，经济条件较好，父亲是海员，在她小时候经常因出海而很少在家。
学习成绩很好，曾获奖学金，但因心直口快等原因而常常得罪同学或朋友，因此一直没有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。
大三下学期之前偶尔有暴食的行为，但大三下学期后，暴食的频率有所增加，在学校上课期间，平均一周会有2次的暴食行为。
周末一回家，吃得更多，吃的都是以前不爱吃的零食，常常把肚子撑得很难受，但无法控制。
自己也知道这样暴食有问题，对身体伤害很大，所以有时只将零食味道咀嚼完就吐掉。
阿琳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大四女生，五岁时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，母亲后来再婚，但与继父关系冷淡。
母亲一直很喜欢打牌，很少关心自己，因此也曾和母亲谈论过自己有暴食的习惯，但母亲不理解，觉得自己小题大做。
初二时被判断患有抑郁，高三有段时间出现复发，在校上学期间学习的动力很强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但下午一回家就想睡觉，有时甚至含着饭都能睡着。
上大学后在可能遇见熟人的场合下，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书，总觉得别人会嘲笑自己这么用功，那时一紧张就会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后情绪就慢慢平静了。
但从大三上学期开始情况变得很严重，只要想到吃，根本无法做其他事情。
在学校暴食的行为还能控制些，平均一周会有2到3次，但回家后根本什么事情也不愿做，就是看电视吃东西，很多次都因为这样而待在家里一个星期都不去学校上课。
而暴食时都是吃以前不爱吃的食品，如饼干、面包等，很多次吃完后肚子疼，但仍然无法控制。
每次吃完东西后原先不开心的情绪好很多，但因为知道这样的行为不正常因此随之会有罪恶感和负疚感等。
阿虹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大二女生，高中时因恋爱受挫后被判断为抑郁，当时就有了贪食的行为，带到学校的中饭往往等不到中饭时间提前就被吃了。
那段时间里，即使肚子不饿，也忍不住会吃饼干、巧克力、面包等，吃得肚子很胀，为了减轻肠胃的负担有时也会强行将食物吐出来。
进大学后情况并未好转，有时在上课路上突然想吃了，就会去买零食，课也不愿意去上，每周至少都会有2到3次。
在寝室里从不敢放零食，因为害怕有零食自己会控制不住吃太多，也害怕同学知道自己有贪食的行为。
回家后，母亲会限制她吃东西，家里一般没有零食，因此情况会好些。
每次吃完以后，因知道这种贪食的行为不正常而觉得很自责，但到下一次又无法控制。
因为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同学知道，因此很少和班级同学来往，基本是独来独往。
当刘承洛在整理这三个个案的咨询记录时，发现她们之所以出现贪食的情况都存在相似的心理原因。
负面的应激防御行为习惯，如人际交往受挫、学业受挫等，往往都采取逃避应激源、负面应对的反应方式，如生闷气、自责、自我否认等。
伴随这种行为反应方式发生了紧张、愤怒、焦虑等负面情绪，并且持续时间较长，几个小时、半天甚至更长。
利用暴食的方式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暴食后负面情绪的缓解效果不断强化了循环，导致了她们养成了暴食缓解负面情绪的强迫行为。
都持有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态度，经过分析三个女生的生活经历，发现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各方面要求很高，凡事有追求完美的倾向，因此都具有大量的扭曲观念，也正因为追求尽善尽美，在现实中往往受挫的比率大大增加。
自卑的性格特点，不自信也是三个女生都具有的性格特点，将他人的看法、评价和意见作为自己判断决策的标准，遇到挫折和困难缺乏信心去应对，习惯自我否认。
意志力较差，三个女生都很容易受他人的暗示，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，总是优柔寡断、草率决策，并缺乏自控力，在行为过程中很容易动摇和放弃目标。
这也是她们在有负面情绪产生时，往往采取简单易操作的暴食行为，缓解压力和负面情绪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。
都存在人际交往障碍，三个女生在出现暴食前和同学或周围的人交往就不多，缺乏人际交往相关的知识和技巧。
由于害怕周围人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交往的圈子缩小，因此现在身边缺少知心朋友，从而也缺少了负面情绪宣泄的重要途径。
而现代社会中，人际交往的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，三个女生由于人际交往障碍而产生的挫败感较强，从而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。
正因为三个女生贪食障碍的心理原因，都有以上这些共同特点。
刘承洛通过记忆重组干预，郁积在她们心头的种种情绪得到了宣泄，犹如甩掉了背了许久的沉重包袱，使得她们能够以全新的心态去面对当前的一切。
刘承洛为她们提供了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和方法，鼓励她们多与人交往沟通，以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，减少因人际交往障碍而产生的负面情绪，同时也可将朋友作为自我调整过程中的社会支持力量。
一段时间后，其中阿娟的贪食障碍已全部消失，阿琳和阿虹的情况均已很大缓解，目前仍在干预过程中。
